2000年,我受陈虻邀请,进入央视搭档白岩松,做“时空连线”节目。那时,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强的呀。”我回嘴。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我不做声。

上班时只有在洗手间,我能松垮两分钟。我尽量延长洗手的时间,一直开着龙头,一边深呼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失败者的味儿。

那段时间,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书。女主人公史达林是美国联邦调查局24岁的贫穷实习生,孤身一人去调查杀人案。在演播室开场之前,我很多次想过:“不,这个用塑料泡沫搭起来的地方可吓不着史达琳,这姑娘从不害怕。”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每天给各个部委打电话联系选题。同事大老杨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他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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