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我
父亲的嘴一直张开着,像是要说些什么,又像在盼着什么,但此刻的父亲已失去了表述的能力,因为他的呼吸已经停止。
父亲的双眉一直紧皱着,像是在怨什么,怪什么,但此刻的父亲也已失去了责怪的能力,因为他的心脏已停止跳动。
收到父亲病危的电报,我正在内蒙古的包头市与乌拉特前旗交界的一个山沟沟里,空军高炮某师的师部就隐蔽在这个叫哈达门沟的山沟里,当时我在师政治部任秘书。内蒙古的一个山沟与老家的绍兴水乡,在当时显得是多么遥远,但父亲病危的电报无异于一纸命令,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家见父亲一面。
我在心里默默地对着远方的父亲喊: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我。
弥留之际,父亲的病榻前围着亲人,母亲附下身去安慰父亲:“给阿浩的电报已发出,他一定会赶回来的。”没想到这句纯属安慰的话,竟激起父亲近乎愤怒的反应,父亲调集起全身仅有的一点力量,皱起了眉头。父亲的严厉反应震惊了身边的亲人,但很快又都读懂了这皱眉的含义。
父亲有一颗高贵的心,在生命以分秒计算的最后时刻,他想的不是自己的不久人世,而是不要影响小儿子的工作,他不愿让小儿子经历奔波,跋涉数千里见他最后一面——父亲的心是金子做的。
就在父亲皱眉的那一刻,我已经钻出哈达门沟,踏上了南下东进的行程。
在铁路客运一票难求的上世纪80年代初,这注定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行程,仅坐车时间就得50小时,加上中转换乘,签字买票,时间无法把握。昏迷中的父亲像是比谁都清醒,他一定料到儿子这一急匆匆的行程一定不会轻松。
钻出山沟,我必须走京包线、京沪线、萧甬线。而其中的京包线,地势复杂,时速不到60公里,不仅要过草原沙漠,更有高原山岭,著名的八达岭就在京包线上,而詹天佑苦心设计建造的“人”字型路线,为的就是翻过八达岭。
父亲皱眉的那一刻一定想到了这些困难。
我心里不停地喊着: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我。
人间自有温馨在,更有迷人的天伦之乐;但人间又不乏冷酷与无情,就在我钻出山沟,登上包头至北京的170次列车时,又一封电报送到哈达门沟,电文是:“父病故速回”。
父亲的心脏在跳动了69年后终于停息了。在完成最后一跳时,一幕令人震惊的情景出现了:父亲的嘴竟慢慢地张了开来!
我不能不相信有灵魂的存在。
是的,父亲是会张嘴的,我相信父亲会张嘴,我懂得父亲张嘴的含义。
那是1973年的3月,在我当兵的第五年,有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当时父亲是上海一个化工厂的工人,化工厂在上海东边的军工路上,由工厂到车站要换3路公交,想像得出,那天父亲一定很激动,他早早来到车站,并凭电报进了站台。
列车徐徐开进上海站,5年不见父亲了,我早早来到车门口,搜索着父亲的身影。猛然间,我心里一酸:隔着车窗我见到父亲了:两鬓斑白,背微躬着,这一年正是父亲的花甲之年,父亲老了。
但随即,我心里又一热,我见到父亲的嘴不自禁地大张着,见儿心切的情感全都刻在这张张嘴的脸上了。
我的父亲,他急切想见儿子的表情就是张嘴。
等我,爸爸,您无论如何要等我——我对着远方张嘴的父亲喊。
在心脏停止跳动后的3天时间里,父亲的嘴一直顽强地张着,他何尝不想最后见小儿子一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一定受着矛盾心情的煎熬,冥冥中,父亲坚信,收到电报的小儿子一定会回来的。
是的,爸爸,我回来了,您的小儿子回来了。我穿过草原沙漠,翻过八达岭;我跨过黄河长江,奔波5000里,经过3天2夜的艰难行程,我到了杭州,只消再向前跨出一步,我就可以摸到父亲的手了,就可以抚平父亲的双眉,托起父亲的下巴,但是所有这些竟然都不可以,我被堵在杭州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我这几天几夜的行程会在杭州戛然而止。
到了杭州才知道,父亲病故已2天,爱人与不足3岁的女儿已去了绍兴。我不知道杭州这一夜是怎么熬过的,不知道次日凌晨怎么到的杭州站,怎么坐上了去绍兴陶堰的列车。
80年代初又是通讯十分闭塞的年代,谁都不知道我已到了杭州,又谁都不知道我已坐上了回陶堰的列车,而这天上午,父亲就要出殡了。
就在父亲出殡的那一刻,我乘坐的列车已经驶入绍兴境内,正向着陶堰开来。
相信父亲一定听到了小儿子渐渐近来的脚步声,一定听到了车轮的咣当声,因为他的嘴一直是那样张着……
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等我……
到陶堰只有慢车,一趟名副其实的慢车。上午8点10分左右,列车终于停靠在了陶堰,火车站离我们村还有5华里。
我被慢折磨了3天3夜,我必须快,而快的唯一方式就是跑步。跳下列车,我跃过站台栏杆,不经出站口,抄小路向着老家的村庄跑去。可以感觉到,路上的行人纷纷投来惊异的目光,我什么都顾不得了,只想着无论如何要见父亲一面。
我还是这样喊着:等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等我。
“啊呀,阿浩,你回来了?”突然,我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
“出殡的船已经走了!”
走了?父亲走了?!
走了,父亲是真的走了。带着遗憾,带着无奈,带着对儿子既疼又盼的矛盾心情,皱着眉,张着嘴,永远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