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一塘年火

那年，那一塘年火……

树木的年轮是风吹雨打留下的成长记忆，我的年轮是镌刻在心里对岁月的思念。我细数着一圈又一圈散发着淡淡陈香的年轮，好象微风拂过一池春水，泛起片片涟漪，书声琅琅的菁菁校园、四角塘畔的知青茅屋、矗立在深水塘边的木架广播台，最难忘的是那年，那一塘年火。

一九六八年，那是一个恍若如梦的年月。这年十月底，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我们这些人称“老三届”的城里娃，怀揣着激情与梦想，来到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和同学们插队的地方当时称“武宁县宋溪公社上升大队三生产队”,这是我人生岁月里的第一个驿站。初到农村的新鲜劲头刚过，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上面要求我们“春节过年不回家”，“与贫下中农共度革命化的春节”。尽管我们下放的生产队离城只有20余里，但我们还是要留下来与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

乡下过年，远比城里热闹，从农历腊月十五就开始忙碌起来了，杀猪分肉、抽塘捉鱼、打麻糍，做粉皮、过油豆腐子，蒸碱水粑、脫鸡、杀鸭、腌腊肉。家家户户贴春联，但传统的吉祥语换成了“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毛主席”或是“忆苦思甜不忘本，移风易俗过新年”等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既然是要过“革命化的春节”，我们这些“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水分就发芽”的“知青”们也没闲着，八个“知青”加上生产队里几个小青年，大家各显神通，竟然凑齐了一支吹、拉、弹、唱俱全的宣传队。尽管寒冬腊月的夜晚冻得吃不消，在烟熏火燎的仓库农具棚里大家还是坚持了几个夜晚的紧张排练，带着“在北京的金山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十几个节目顶风冒雪在全大队进行了精彩的“巡迴演出”，所到之处，受到精神食粮贫乏的乡亲们热烈欢迎、热情款待。

到了年三十，我们八个知青都被热情好客的乡亲们“抢”去“吃年饭”、“守岁”。我在江湾刘叔家吃过年饭，便和刘叔一家围坐在暖烘烘的火塘边，听着喝了几盅老酒的刘叔兴致勃勃地拉起了天南地北的家常和陈年往事，从水稻、小麦、棉花等农作物的长势和管理，到邻里乡亲的婚丧嫁娶、油盐柴米，无所不谈。聊到兴头上，刘叔竟情不自禁地揑着嗓子唱了起最拿手的原生态山歌《耘禾调》，“世世代代耶种田人哪，驮着日月耶奔前程哪……”、“今日耶栽禾秧一把哟、下年耶收粮谷满仓哦……。”歌声刚落，意犹未尽的刘叔又满怀深情地说起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

那是一九六四年盛夏的一个大热天，村里来了一个解放军的“社教”工作组，领头的是一个叫“朱老头”的瘦老头，刚到村里住下，就像打仗看地形一样，带着几个人全村的山丘河塘和田野村庄逛了个遍。说我们是“守着金山银山过苦日子”， 这句形象的比喻，说出了我们的几分尴尬和几多酸涩。那时，我们队的河洲潮沙地种的是红薯、玉米；修河边沿河十几里的大竹园荒废颓败无人管理；天旱时节眼看着清清修河水从身边流过，几个生产队不说稻田灌溉，乡亲们吃水都指望着几口半涸的小水塘过日子。

这个“朱老头”热天一套旧军装，冬天一件旧棉袄，揑着个小烟斗，怎么看都像个“炊事班长”，平时不吭不急，办起事来可是干脆利落，雷厉风行。他把乡亲们组织起来，开渠引水、挑土筑堤建起了抽水机站，清清修河水流进了水塘、流进了稻田，村里从此告别了“望天田”“浑水塘”；他一边完善竹园管理落实专人看管，一边到江浙一带寻找桂竹销路，从此，村民们每年年终分红时又多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他动员乡亲们在河洲潮沙地改种小麦、棉花，从此，每逢端阳时节村民们都吃上了香喷喷的白面发粑；棉花的出售既增加了集体收入又收到了一笔回供粮和化肥指标。他还选派青年到褔洲去学习、培训，筹建粮油加工、酱油厂。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上升大队成了远近闻名、流金淌银的鱼米之乡。直到“社教”工作组离村时，人们才知道那个曾与我们同坐一条凳、同吃一锅饭、同抬一筐土的“朱老头”，竟是驰骋沙场、功勋显赫的开国少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朱绍清。

乡村的除夕夜，万籁寂静的田野上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烟火袅绕的火塘里年火越烧越旺，柴火不时“嗞啪—噼啪”地爆腾着爽心悦目的一簇簇火星，冲钩上挂着的炉罐里开水“咕噜、咕噜”的翻腾着直冒热气。我就在这样的温馨与静谧里，平静地聆听着刘叔诉说那段镌刻在老百姓心中的往事，去体味岁月中思念的情深意长。

岁月悠长，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上升大队由于库区移民早已成为历史，可我却总是想起那年，想念那一塘红红的年火，那是我在“知青”道路上震撼心灵的第一课；想念那魂牵梦绕的乡村炊烟、绿水逶迤的引水长堤、郁郁葱葱的翠竹林海、一望无际的金黄麦浪，那是“朱老头”那一辈“不忘初心”以人民的利益为使命担当的中国共产党人镌刻在老百姓心中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