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泪的泡桐
有一个场景总在岁月的幽深处,以记忆的形式盘着它遒劲的根,日月在延伸,它也在延伸,有关这个场景的记忆,在风雨的飘摇中,于心野的偏僻一隅,愈加清晰而疯狂地象野草一样生长。
那时的天很蓝,风很轻,云也很白。小村西头的一片冬疏夏密的泡桐林,旺盛地抒发着它们的葱郁,和它们一样葱郁的我们,把茁壮成长的快乐,肆无忌惮地洒在这成片繁茂着的绿荫里。
于忠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发小。所谓发小,在故乡带着泥土气息的方言里,是指从小就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关于他的记忆,因为年代久远,许多已被时间滤去,留下的便是一念掠过,也不知怎么的,就浮现出那片泡桐林,好象一切的记忆只能从那片泡桐林开始。
是啊,那片泡桐林,在我记忆的依稀里,与我和于忠的童年是如此地亲密。我们年龄相仿,又是近邻,时常一同上学。小学的一二年级,我们还不懂读书的深刻含意,只知道每天好不容易盼到放学,又几乎是每天都提着镰刀,背着草篮子,相约着一头扎进了属于我们的世界——那片泡桐林里。
我们的任务就是非常自觉地力所能及地帮大人们干些小活儿,要么割一篮猪草,要么捡一篮树叶,反正在落日的余辉里,我们总是尽情地以我们特有的方式欢闹之后,又满载而归。回家后,哪怕只得到大人们的一句夸奖,就会十分满足地沉浸在沾沾自喜里。
那时,我们对几乎天天见面的泡桐,并无太多的认知,只觉得它们比我们长得快,一年前我们还比它们高,一年后我们就不得不仰视它们了。而关于泡桐的知识和记忆却是经过了漫长岁月的积累,才随着一腔悠悠情愫,渐渐地丰满和完善起来。
一个晚上,忙了一天的大人们,端着各自的饭碗,蹲在院门口的胡同里,迎着习习的风,戴着柔柔的月,左邻右舍的人们就这么一边吃饭,一边交流絮语。在我的家乡,这是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人们谈论的内容对幼小的我们来说,既铺天盖地,又不着边际。可是就在这样的谈话里,我们开始了对人生对世界的朦胧感知。关于泡桐的最初认识就是这么获得的。话题是于忠引起的,因为他不明白村里为什么植了这么一大片的泡桐,种它们有什么用呢?于忠问的,当然也是我时常疑问的,所以就特别关注大人们是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
于忠的妈妈,我叫于婶的,一个朴实无华的农村妇女,身体粗壮,秀眉大眼,厚厚的唇,琅琅而又淡淡的声音,给了我们这样的解释:“还不是因为你们这些小崽子们太多了?将来,妞要办嫁妆,孩儿要盖新房,都要用到木料的,是给你们种的,你们以后可要小心啦,要护好那片林子。泡桐长得快,五年八载就成材了。”
那是第一次听说这片树林竟然是给村里的孩子们将来嫁娶用的,我们虽不甚明白,但从心底里,已把那片林子当成我们自己的,对里面的每一棵树都倍加爱护和怜惜。第二天,我们又去了那片林子,林子里的空气温润、熟悉而亲切,我们象枝头的小鸟,腾挪跳跃,无边无际地想着我们并不明晰的未来。
于忠突发奇想地说,要找几棵自己喜欢的树,刻上自己的名字,留下一个印记,以便将来自己娶媳妇时,这树就能做房梁或是桌椅。于忠在几棵胳膊粗的外皮还泛青的挺拔着身躯的泡桐上,刻下了歪歪扭扭的“忠”字,他把这个字不仅留在名字里,还留在了几棵小树上,想和树一同养育着这个字。可是,我俩谁也不曾想的一幕出现了,每个刻下字迹的小树,从那不规则的笔画里,流出了清亮的液体,酷似人们伤感时流下的眼泪。
我们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不明白树为什么也会哭,幼小的我们认为是树知道了痛,伤心地流下了泪,又联想起大人们讲的,树精树怪的故事,树也象人一样是有灵性的。我们手足无措地惶恐地逃离了那片树林,而树林中的枝叶拍打出骇人的声音。
我们找到了于婶,述说了我们的惊恐,于婶温和地笑笑,又一脸严肃地说:“以后不许这么淘气了,怎么能在树上刻字呢?树也是有灵性的,那也是一条命!”
我们听了于婶的话,更加确信树有灵性之说。这个观念,直到我们读了初中,学了一些植物学的知识后,才知道那不过是泡桐体内的汁液。但滴泪的泡桐,和那一刻滴泪的场景,却不可磨灭地印在我的脑中和心里了。
于忠与我一同进了乡里唯一的重点初中,他学习很努力,可家境的贫寒成了横在他面前的难以逾越的壕沟。那个年代,农村是拼劳动力的,他家的顶梁柱当然是他的父亲,可他的父亲却在打捞村上一头落井的驴子,被冰冷的井水泡过之后,便一病不起,后来竟至不明不白地送了命。于忠耽误了近半个月的课程,等回到学校时,他一下子憔悴了许多。他跟我说了处理父亲后事的全过程。那时,我知道,我们村西的那片泡桐林里,又筑了一座坟茔。而那片泡桐也多已成材,村上有人家需要的,就开始砍伐那片泡桐了。于忠父亲的棺材,就是伐了几棵泡桐做成的,用泡桐做棺材,在乡下是贫穷的象征,但有什么办法呢?
于忠的天就这么塌陷了,没有人为他补天。生活的重担在他没有任何准备时,就落在了他单薄的肩上,让他提前承担起生活的重负,并飞快地向成熟狂奔。初中毕业那年,于忠还没能完成学业,他求学的路子却不得不中途停止了。他在家人的鼓励下报名参了军。全乡兵员的初次体检是在我们的学校进行的。于忠进去了一会儿,就紧张地出来了,跟我说体重差两斤,我俩赶紧跑到学校的自来水管前,接了两大瓷碗的水,让他咕嘟咕嘟地灌了进去,那水足足超过两斤了。
于忠又进去体检了,不一会儿,就又跑了出来,说是憋得受不了,直奔厕所,象去抢黄金似的。后来,于忠说,体检的时候,体重过关了,身高却差半厘米,医生让站好,他便站好,医生测量时,他就掂起脚跟儿,医生看他想参军的心情热切而又诚恳,便没有特别难为他,他就这么踩着体检标准的边缘过了关。
于忠出发的前一天,去了我家,一脸的幸福、自豪感,从稚气未脱的娃娃般的眼神儿里流溢出来。我陪他去了那片泡桐林,在林子的一角,矗立着长了野草的他父亲的孤坟。于忠跪在坟前,哀伤地与父亲作别。那一刻,我分明听到,泡桐林在和他一同哭泣,硕大的桐树叶在西风中猎猎作响,绿油油的叶面滴着泪雨。
于忠带着大红花光荣地出发了,我们从此别离。后来我上了高中,我们偶而也通一两封信,知道他在部队发展很好,他的家庭也因此减轻了负担。他的每一封信都会提到记满我们友谊和回忆的泡桐林。而我的脑海里,也一再地重现那片泡桐的美丽。
就在我进入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时,却传来了于忠不幸遇难的消息,我被这消息击中之后,脑里一片空白,直到许多日子过去,想起这个逝去的生命,我还只能回忆起那片美丽而哀伤的泡桐林。我对他的记忆,象一块墓碑一样被定格在泡桐滴泪的场景里。
后来听说,于婶接到部队的电话,只说于忠出了点儿情况,需要家人去一趟。于婶卖了家里唯一的一头毛驴子,筹够四百多块钱,一路风尘一路担忧地来到部队,见到的却是儿子冰冷的容颜。于婶回来的时候,步履蹒跚地抱着于忠的骨灰盒,号啕的于婶已没有了眼泪,她的眼泪早已流干了,只剩下有些呆滞的眼神儿。
村西的泡桐林里,就这么又多了一座新坟。按照家乡的风俗,村里人还是给于忠打了一副棺材,仍然用了已经成了材的泡桐。据说当时得到的抚恤金加在一起,还不足四百元,于婶还要供应于忠的弟弟上学,只能就地取材还用了泡桐。后来才听说,于婶用儿子的抚恤金终于再也没有买回一头毛驴子。事情的来龙去脉,已不重要,也早已被岁月淹没了,但我还是常常想,给于忠做了棺材的泡桐里,有没有他刻过“忠”字的泡桐呢?若有,那泡桐就已经为他提前落泪了。
泡桐,在我的家乡,是最为普通的速生树种,也被称作皇后树或紫花树。春来大地的时候,泡桐那成簇的淡紫色的喇叭花,便先于叶子着满枝头;盛夏时节,它以宽大的叶子为歇息的人们遮挡阳光,制造了一树绿荫的凉爽。我的家乡并不是什么泡桐之乡,但老人们对这一树种还是充满了特殊的感情,因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它为许多的人家救了急,不仅是制作各种家具的材料,还用于起房造屋的顶梁,当然,偶而也用在象于忠这样的人家,成为庇护灵魂的棺材。
据说,泡桐花在国外还有着优美的故事和传说,比如它的拉丁名字,取自俄国沙皇保尔一世的女儿荷兰王后安娜?保沃罗夫娜之名,人们用泡桐花表达对她永远的喜爱。在日本,传说谁家生了女孩,就在屋前种上一棵泡桐树,待女儿出嫁时,就用它的木材为女儿打家具做嫁妆。因此有人便展开丰富的联想,把它的花语敷衍成对爱的期待。
而我,越是知道了这样的说词,心里越是升起一种说不出的哀伤的滋味儿。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在闲暇时,也会偶而想起那片泡桐林,想起泡桐林里静静的长眠的人。前些天,我跟一位老家的朋友闲聊时,才知道抚恤金长了,我想晚年的于婶应该不会那么凄苦了吧。可我哪里知道,于婶已在早些年就病逝了,我的那位朋友平淡地跟我说。
这让我又伤感了一阵子,面对这伤感的来袭,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象一部古老影片的镜头,一幕烟雨的氤氲里,总浮现出树树滴泪的泡桐。
也许,这将是我一生也不会消失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