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正骚

许多年后，吕槐阳微信晒出了当年同学们给他的毕业题赠。我写的是：“‘发现一个人就是创造一个人’，请允许我说一声：我们互相发现了。这只能归功于友谊——这超过世界上任何东西的东西。”单引号里的话，已经想不起是谁说的，也许就是我自己造的。蓦然发现，那时候我喜欢装。文字虽然有点装，可是心没有装，诚实得有如自己的头发。实际上，回想起来，不止是槐阳的友谊，还有那中文78的情谊，更有那培育了友情的风华岁月。

这回想，如开闸的洪水，令我难以自已;那岁月，似经年的醇酒，令我心醉神迷。

写下来吧!

为免絮叨，下面的叙述将安装在一个大寝室一天的时空框架之中。

一 早晨

清晨，仿佛布谷鸟在很远处呼唤，催我们醒来。其实这是陆建祖苦练普通话的声音。他真是个奇才，明明是“喝h-乌w”，他总能拼出个“吴”来。喝-乌，吴;喝-乌，吴——。于是这个大寝室里的其他同学便在欢快的笑声中从亲爱的硬硬的窄窄的晃动的双层板床上，一边唱着《国际歌》的开头，一边起来。

不过，有人比陆建祖起得更早。当我们还在眷恋床衾的时候，刘勤已经跑步回来了，然后做他的规定动作：抓着寝室的门框做引体向上。

这四十年，大学的校园经历了前围墙、围墙、后围墙三个时期。

前围墙时期，没有围墙。当年我们调侃浙师大，牛进进出出，是牛津(进)大学。其实，我们自己学校也一样，校园与稻田相连，是名副其实的“早稻田”大学。

报到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杭州大学体育系的一个朋友帮我扛着帆布箱，走到文二路。拿出录取通知书打听，被告知中文系在分部，文一路的头上。到了文一路尽头，却挂着丝绸工学院的牌子。有好心人指了指一片桑树林。举目望去，别说学校，连个人家都没有。蜿蜒泥泞的桑间小路，我们小心翼翼地走着，似乎没有尽头。我很郁闷，说：“这书，不读也罢。”朋友的头发被雨雾打湿，搭在前额，肩上的箱子使他侧着头，勉力睁大眼睛，说：“又没有人叫你读，是你自己考的。”我只好苦笑。允悲!

终于，在雾霭中，隐隐现出一座楼房。第一感觉，仿佛《简爱》的桑菲尔德庄园，有点阴森。不过，西南面是一派开阔的田野，田野罗布着一些柿子树和小鱼塘，心情随之大好。

我们找到了二楼的大寝室。

这是我，估计也是大家所住过的人数最多的宿舍，共二十人。我们大多经历过上山下乡的风雨，有的甚至还是拖儿带女的老司机。只是几个小屁孩——我们这个年级，年纪最大的三十三岁，而最小的才十六岁——他们打娘胎里出来，还没有离家过一步，真是难为他们了。

但是古人说得好：“惟初大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生命本是环境的造化，生命总能适应环境。我们一大堆人，开始了大寝室天之骄子的生活。

起床，洗漱，吃早饭，然后多数选择到田野里转悠个把钟头。

旷野的田塍上，徜徉着三五结伴晨读的同学。那天，我们几个正默记《文艺学》课程的名词、概念，望着云天，作理论家的冥思状，杜伯良毫无先兆地小宇宙爆发，装了一次X。他突然惊恐地问我们：“这是什么?”我们中断了默想，转过身去，看到他如发现新大陆一般在审视一丛麦苗。我们先是一愣，然后相视一笑，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嘿哈哈!”于是连杜伯良自己在内，爆出一阵疯笑：“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这不能不归“功”于“***”的教育，不少科学家，经常被批“麦苗、韭菜分不清”，杜伯良大概也想过把“不辨菽麦”的大师瘾吧。

田野里也不乏有意离群落单的，装模作样在看书、在背诵、在沉思，其实满心想着偶遇。事实上，偶遇的概率几等于零。现在的中文系，都是女生，男生珍贵如宝玉。那时，女生不过三分之一，而多数已名花有主;剩下的是梅花，稀有，高冷，只有足够自信的男生，才敢像蝴蝶、蜜蜂那样，翩翩萦绕。当然，偶遇不成，同学们并不纠结，因为有鲁迅的伟大论断摆在那里：“焦大也是不爱林妹妹的。”

教室里也有晨读的，多是通校生。王明华最令人瞩目：高大的身躯，兀然独立，在讲台前方踟躇踱步，嘴里发出的则是生脆的童音：Ap-ap……至今我仍不知他念的是什么词。他这英语的嗜好一直延续，杭大时去食堂吃晚饭，路上常碰到他，问他干嘛去，后来我都可以替他回答了：托福。大约90年代初，修成正果，步周京的后尘，去美国了。

太阳逐渐升上来，不约而同，田野上的同学，乖乖被桑菲尔德吞噬。

二 白天

上课的时间到了，但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去上课。一般，小教室的专业课都去，大教室三个班合上的公共课就不一定，这样一来，学习的时间安排就有了弹性。至少就我们班而言，这种弹性多半要归功于班长刘勤，他的点名册上全都是打勾的——全勤，因为他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同学会浪费时间。

那时候，大家心思十分纯一，那就是用功学习。当然，每个人的实力不同，听课、学习的办法也会不同。那些实力强的同学，火力全开，横扫一切课程;而实力有限的如我，那就只能集中火力，选择性进攻重要的据点。那就会缺课。

那些缺的课，通常有两种办法弥补。

一是读抄同学的听课笔记。这是非常经济的，比起听课，至少可以省下一半的时间。读抄的蓝本，王来明、王镁的最为有名，被大家奉为圭臬。王镁的未曾亲见，王来明的则是经常拜读的。他的笔记详细、忠实，老师打个喷嚏也会有个记号，绝不是什么夸张。

二是仰赖《复习概要》。临考前一周，有水平又有雷锋境界的同学，通常会组织若干课题组，编写公共课的《复习概要》，复写或油印，提供给需要的同学。本人深受其益，《政治经济学》是我最怕的课，却因研读了王杰主笔的《政治经济学复习概要》，考试成绩居然忝列优秀。

小教室的专业课，通常必到。除了上课的内容，还有一道风景，就是教师的亮相。作为大学，那时的历史极短，所以隔三差五会有新教师调入，一个个你未唱罢，他又登场。于是，教师的水平、风度、职称、口才、字迹，乃至于一些细节，都会让同学们津津乐道。譬如罗仲鼎老师的魏晋风度，万莹华老师的眉飞色舞，钟婴老师的绘声绘色，张学成老师的持重投入，曹蔚文老师的有板有眼，马达远老师的广陵乡音，刘振举老师的潇洒笔迹，金章才老师的淡定从容，王天成老师的大书风格，马成生老师的南腔北调……那风景，犹如那山山水水，或峻峭，或伟岸，或隽永，或明丽，固不能一一道说也。

我的同学们，也给了各位老师很大的挑战。我们对“师道”二字敬若神明，如果路遇老师，十米开外就停下，垂手而立，行注目礼，待老师过去十米之后，方敢再挪步。不过这丝毫不影响课堂的交流乃至交锋。许多同学不但应对裕如，有的甚至口若悬河，而且不乏惊人之语。这时候，老师们有的指点迷津，有的循循善诱，有的风轻云淡，有的面有难色，有的甚至惊慌失态，我们心目中便这样排定了老师们的座次。

只有排在星期二上午三四节的体育课，石老师有绝对的权威。

学校的食堂，中午的菜总有一个清煮骨头，价格是八分。骨头汤原汁原味，那骨头上面还粘了许多肉，如果剔下来，绝对不会少于一份红烧肉，而红烧肉的价格是一角五分。不过若到正常下课的时间，是买不到的。作为绝对服从及课间不休息的回报，石老师提前十分钟下课。她宣布下课时，简直就是一周一度的狂欢，因为这意味着能够买到煮骨头。

买了骨头，同学们也常常买一些其它菜肴，甚至酒，拿回寝室，饕餮一顿。这时候，石宝琦总是双手握着杯子，脸上漾出弥勒佛般满足的微笑，眼睛却遥望着窗外的远方。知情的同学寻思，他一定在想念出生不久的幼子了。王来明却总是缺席。怎么请他，他都不为所动，请得急了，他说：“我也想，可是我知道，我这辈子很难有机会回请大家。”然后埋头整理他的听课笔记。他上有老下有小，全家六口人所有的经济来源就是他那十四元五毛的助学金。他要从牙缝里节省节省再节省，给女儿买连环画，给妻子买内衣。穷书生啊!其实大家卖了些骨头当作盛宴，又何尝不穷?唯其如此，大家都懂得珍惜，珍惜青春，珍惜学习的机会，而真正的友情，也往往始于穷时。

担任课间操领操的，也是石老师。那时这块校园还有另一个学校：银行学校。所谓的操场，总面积只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两个学校实在很难挤下，难免磕磕碰碰起纠纷。银行学校大多数是女生，同学们颇有君子之风，动口不动手，这样一来，优势就在银行学校了。这僵持的当口，陈越光来了。几个男同学帮他登上了篮球架，他举起了电池话筒，一段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就化作声波，像一场雨从天而降。于是两校的纠纷消弭于无形，操场上鸦雀无声，空中飚扬着陈越光略带嘶哑的《自然辩证法》的声音。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西湖区人大代表。

其时，全校学生加教职员工一共只有1400多人，按1/1000的规定比例，只有一个名额，所以有关方面精心安排了教务长与陈越光唱对手戏。

这次选举的背景，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我们大学的几年里，校园没有围墙，思想的围墙也开始拆除。尽管有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这样的历史回潮，但是思想一旦冲破藩篱，一如那光，乌云遮不住，彩虹还复来;一如那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推动着历史的演进。

陈越光登高一呼，应者云从，选举的结果，以压倒多数票获胜，只可怜了教务长，在那里孤独地尬舞。

三 夜晚

晚上，是一天的黄金时间。

尽管当时物质条件相当简陋，却有各班的专属教室。每人的课桌也是专属的，各自都装了锁。一到天黑，同学们便纷纷进来，在自己的课桌前落座。

室外有几只耐寒的蛐蛐在低鸣，室内肃静肃静，可以清晰地听到别人翻动书页的声音和自己手表的滴答声。然而这是决胜的战场，成绩如何，水平如何，学养如何，就取决于几百个晚上的黄金时间。

即使是这样的战场，偶尔也会有惊艳的欢乐。有一次，天还没有黑，我就到了教室，里面只有陆建明一人。他的《现代汉语》深得老师的赏识，不过接下来的事情与《现代汉语》毫不相干。接下来又到了徐苡她们两个女生，正说着口渴。陆建明说：“我给你们去倒水。”很快，他拿了两杯水来了。女生一边感谢，一边举杯。突然同时尖叫：“啊呀我的妈——甜的!”敢情陆建明是拿家里待客的优遇款待徐苡她们了。我在一旁，偷偷地乐不可支，心想今晚看书的效果绝对会特别好。谁都知道，那时候糖几乎就是奢侈品，国家配给每人每月的糖票只有四两。

据说，仰健雄就是由于缺糖而营养不良。他爸爸为宝贝儿子忧心，经常搞些蜂蜜送来，仰健雄也因此总在课间回到寝室，饮一两调羹蜂蜜进补。

那时候的我们，食欲很难满足，而更难满足的是对书本的渴求。

当时的学校和杭州，图书远远不能满足同学们阅读的贪婪。为了买书，我们对杭城大大小小的书店了如指掌。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与吕槐阳骑行大半个杭州，在拱宸桥一个类似现在卖奶茶的小店面，买到了一本左上角破损的《全唐诗》;也清楚地记得，王小丁抱着一大摞《资治通鉴》，笑靥如花;还清楚地记得，如何软磨硬泡死乞白赖说服屠冬冬，把他抽签得到的《莎士比亚全集》书票让给我。

到了九点半的样子，先是通校生，然后其他的同学，陆陆续续都离开了教室。

我那时耽于作家梦，憧憬有一日小说发表，名动天下。如果第二天上午如果没有专业课，便苦思冥想到深夜，甚至通宵。那一夜，忽然发现没有香烟了，跑回寝室，将沈少青摇醒。他说还有三支，我求他给我一支，他给了我两支。

写了文稿，往往首先寄给刘勤的姐夫李永国。他的回复甚至比我的稿子还要长，除了鼓励，大大小小的短短长长，分析得仔仔细细。据说曹禺的几部名剧，是反复阅读莎士比亚而写成的，可是我再怎么读，也写不出一个字来。我的小说，李永国是第一个读者，也始终是唯一的读者。

周末的晚上，除了特别用功的，都要放松一下。不过那时的文娱生活贫乏得可怜，到文二路的露天电影场看一场电影，算是奢华的享受了。我们一拨人，拿着几寸高的竹凳子，步行前往。除了看电影，还怀有别的希图，因为电影场里，还有许多中专学校的学生——比如供销学校、物资学校、化工学校、煤炭学校，那些学校女生占多数。

偶遇的概率确实几等于零，但是几等于零不等于零，也有成功的，石令飞堪称光辉的一例。石令飞是出了名的帅，他的一张照片，被解放照相馆放得跟领袖像一般大，摆在橱窗里。晨读也好，去食堂也好，他的裤子后袋总塞着一本许国璋《英语》，连去露天电影场也不忘记。那一次，我们五六个人到了电影场，话题本是即将放映的电影，石令飞突然冒出另一个话题，说：“万老师今天给我们分析艾斯米拉尔达的形象……”于是我们知道，后面一定坐着一大群那些中专女生。于是我们收获了看电影以外的娱乐：回学校的路上，无比快意地消遣着石令飞。

周末的夜晚睡得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