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种菸的斑驳人生

我有时能与朋友把酒喝醉，却从不抽烟。不是我与生俱来有多纯洁，而是当年父亲种菸的景像钉子般砸进了脑壳。在这深深的记忆里，不仅有一摔八瓣的汗水、辛酸连绵的泪水，还有那腥呼沥拉的血水，黄澄澄的菸竟然命途多舛地演绎了父亲的斑驳人生。故再盛情的敬劝最多也是只吹不吸，委实不忍心、也无法将父辈的那些种菸的艰辛苦难吞咽下去，虽然仅仅只是那一缕薄薄的烟雾。

孩提时，从我家径直朝前就是孤自兀立的菸屋。这个建筑貌不惊人，四周陈砖旧壁，里外两间，外面是烤房，里面为烧炉兼起居室。下沉式的炉膛上面是用木棍支起的床铺，光溜溜的芦苇薄席上只有床油脂麻花的破毯子，进门处卧着一块大石头，上面歪着几把黑污污的茶壶茶碗，几只用麻皮缠绕的交叉板凳散落在裸露的屋地上。

菸屋前搭着吊瓜架，长长的圆不溜秋的吊瓜从架上探头探脑地伸下来。从菜园过去，就是那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菸田了。比人还高的菸杆上，每一棵都错落有致的足足长着十几片蒲扇大的菸叶，一行行一排排整齐地朝远方延伸过去。微风轻吹，晶莹透亮的露珠从叶片上咕噜噜滚下，吧嗒吧嗒摔在下面的叶子上，最后都必定落个粉身碎骨……

我的老家位于十年九旱贫瘠偏执的鲁中丘陵，故人怎么也想不到这儿竟然造就出种菸的风水宝地，繁衍已有四百年历史。坊间培植的菸因其色泽鲜亮，油分充足，香味醇厚而驰名。可过去一直是种晒菸，吃旱菸。民国初年，随着胶济铁路上那一声鸣响，列强开始在铁路沿线建菸叶收购站，推广烤菸种植新技术。上过几年私塾的爷爷带着父亲捷足先登，砸锅卖铁盖起了菸屋，置办了火表、炉条、马灯和煤炭什么的，就开张起来。

寒风刺骨的正月里，爷爷就手把手地教父亲将黑黑的细小菸种放在盆里用温水浸泡，然后装进小布袋里，为保温度和湿度，一贫如洗的家里连炉子也没有，就索性将小布袋用塑料袋套起来扎在自己的厚厚的棉裤腰里，夜里睡觉就搂在被窝中。

过了二月二地一解冻，爷爷就领着父亲去整菸畦。这活十分精细讲究，先刨地深翻，然后拉上线，沿线调出畦埂，用木棒槌使劲拍打，使畦埂异常坚固。在畦里施上底肥，再翻搅整平。这时爷们用屁股体温暖的菸种上已经冒出白白的苍蝇卵状的微芽，掺上细细的沙土用筛子均匀地洒在浇透水的畦子里，又小心翼翼地在上面铺盖好毡草，真比女人把叉孩子还要仔细三分。中午太阳高照，爷俩慢慢掀开毡草一角，细心观察并用手轻轻抠抠，尔后对眼一笑将毡草重新整好。很快畦田星星点点冒出绿色的嫩芽，几天下来便绿成一片，这时就需要间苗了。屁股坐在畦埂上，使劲趔趄着身体用两指将多余的苗连根抠出来，间苗需要好几遍才能最后定棵。留下的菸苗长到六七个叶子，让它在太阳底下好好壮实壮实后，就差不多开始移栽了。移栽时先将畦头挖深大约20公分，形成一个剖面，然后像切豆腐般将一颗一颗菸垛四四方方地放进篮子。这样，菸苗就带着母体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奔向了大田。

到了卖菸的季节，爷爷年事已高，父亲和帮工小顺子各推一辆独轮车装满菸赶卖菸场。那年这一带种菸的扎堆，一哄而上。卖菸要跑60里路到胶济铁路那个站旁去。一路上车子顶车子，光排队就足有四五里路，一连几天都进不了场子。列强把持的烟草公司随意压级压价，时收时停，无端刁难盘剥，好不容易领了号码进了场子，洋人一口价，爱卖不卖，嫌贱再出去重新排队。比他大几岁身高力大的小顺子推着一车菸仗着年轻气盛使劲朝前挤，不料与别的车拧搅在一起，车把被折断，露出斜面锋利的枣木茬子。小顺子将就着攥这半截车把继续向前挤，没想到一阵骚乱推搡，锋利的半截车把一下深深插进了小顺子的肚子里，顿时鲜血如喷泉般涌流，父亲急忙抱着小顺子好不容易拔出车把。车把是出来了，肠子却淌出一大摊，屏住气好歹把肠子慢慢收进去，用自己的白布披肩将伤口包扎起来。人命关天，当然顾不上卖菸了，将小顺子抱到装菸的车顶上，父亲一边哭一边火急火燎的朝医院跑。咕嘟嘟的腥红的鲜血从焦黄焦黄的菸叶上流淌下来，洒满了一路。那黄灿灿的菸叶上有血有泪更有汗。可怜的小顺子终因失血过多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大跃进那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快要鼓破耳膜。就在菸刚打完头集中长叶的关键季节，老天一连下了七天大雨，地里进不去人，可打了头的菸棵上层层菸叉子在疯长，如果不及时打掉，地里的养分就全部被它吸走，菸叶就会干瘪失去成色和分量。祸不单行，另外一害更是逼在眉睫，似乎在一夜之间，棵棵菸杆上爬满了菸虫。菸虫个个长长的青青的，在菸叶上一咬一片，然后像弓一样隆起身子，转换到别的地方继续贪婪地啃咬。父亲知道，用不了几天时间，所有的菸叶就会成为筛子底。

情况十万火急，两害不除，百亩菸田即付诸东流。担任生产队长的父亲一方面请求上级支援，一方面组织父老乡亲组成了三个突击队，小孩摸叉，大人抓虫，女人喷药。整整拼了七天，差不多脱了一层皮，才锁定胜局。

熟料大炼钢铁的热潮将正常秩序彻底打翻，菸屋改成炼钢炉，上好的菸叶眼睁睁地被扔进麻湾和枯井里沤成了黑肥。心在流血的父亲，捶胸顿足简直成了疯子。

“卸菸炉噢——”忽如一夜春风来，总算熬到改革开放，种菸人盼来了好日子。每逢听到这吆喝的动静，是村里人最为兴奋的时刻。卸菸炉必定在晚上或者下半夜，卸下的菸需要潮湿后解下收储拾掇。人们从睡梦中被纠集起来，青壮年首先钻进如同桑拿浴的菸炉里，从外向里，一杆一杆将烘烤好的干干脆脆的菸递出来。其他男女老少像击鼓传花一样传递出去，由远到近，一杆一杆整整齐齐地排放在场院里。不一会功夫，一片片的烟杆就林林总总的就躺在了地上。朗朗的月亮下面，如黄金铺地，又如银河错落人间大地。

“解菸喽——”天刚放亮，父亲用手摸了摸菸叶，又跑到另一个地方再摸摸，再拿起一根菸杆整体摇晃了一番，发现已经不是刚出炉那样干脆哗啦了，出现油油的皮皮的软软的感觉，解菸就开始了。这活儿，大姑娘小媳妇是长项，手指利索，动作麻溜地将一撮撮菸从菸杆上解下，一会就积攒成一座座金山。

晴天霹雳，乐极生悲。这天，父亲抱着一大摞菸，或许是感慨高兴，或许是辛劳过度，一个踉跄，重重的摔了一个跟头，黄金金的菸叶上沾满了父亲吐出的白沥沥的口沫，他不幸中风血栓，从此瘫倒在床，再没能去抚摸那患难与共的黄菸。金色黄菸里面，谁能知道还有这殷红的鲜血、乌黑的沤粪和白泛的病沫。没过几年，父亲像一片斑驳陆离的菸片永远飘逝了。

我每每去给父亲祭坟，别的都可以忘却不带，但必定会点燃父亲生前从未抽过的三颗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