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警醒

在安徽矿业时，经常听从山东来的家属们说“转向”了，辨不清东南西北了，很闷人。那时我不以为然，我想，明知自己转向，就按别人说的方向确认吧，只是以人家说的为准就对了。然而，真的转了向，何其郁闷！

去年来到内蒙古阿拉善就一直转向，而且是地方不同，转向的幅度也不同。

从金昌下火车时，正下着蒙蒙细雨。印象中，火车一路西行，没发觉在何处拐弯。接站的人问我在什么位置，我说在火车站北广场。见到接站的人，才知道我所在的位置是东广场。从金昌到公司的路上，穹庐苍苍，天地混沌，大漠茫茫，不见边际，心中的南方更不知何处。直到公司，我都一直转着九十度的方向。

后来到了右旗，方向就整整翻了一个过。其间还闹出不少笑话，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编着我转向的笑话。

转向不是说该就能改的。每当别人说某某方向的时候，我都得好好想一想才知道人家说的确切方位。有时来不及核对，就要闹笑话。转向，郁闷又无奈。

在阿拉善这么长时间，我的方向感一点也没矫正过来，我想，这种方向的迷失直到离开此地也不会找回吧。不可思议的是，其间有两次确确实实地把方向给矫正过来了，一次是酒后，一次是沙尘暴。可是事后，方向感又回归到原先的错位，想想那个短暂矫正过来的方向感，感觉真好！

一次，与阿右旗的朋友谈起我迷失方向的事，他说了一句经典名言：没有方向是最好的方向。我豁然大悟：那就保持这么一种没有方向的方向吧！

然而很困难，也不堪忍受。一个人没有了方向，他该往哪里走？地理的方位可以人云亦云，可是人生的方向一旦迷失，还像地理的方位迷失那样一直随波逐流下去吗？视角的迷失尚且郁闷，心灵的迷失那该是怎样的悲哀？那是在逃避责任，还是在为逃避责任寻找借口？人生而平等，为何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反而还要千恩万谢呢？

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皇权和史官文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灌输“唯上、唯权”的主仆意识，排斥天性，抹杀个性，泯灭自我，极端时，甚至连研究儒家以外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的典籍也统统扼杀，以培养思想单纯、唯唯诺诺的顺民，来巩固皇权，一统天下。在那样的思想统治和文化引领之下，不光孩子要学乖，要听话，为官之道更要求人们奴颜婢膝、惟命是从、攀附权贵，以长官意志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即使被冤被杀，也得“谢主隆恩”，因为左右人们观念的是那个牢不可破的“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愚忠教条。老百姓更得听天由命，逆来顺受，连不服从不谢恩的想法都不准有，否则就会被指责为逆民、反民、大逆不道，予以诛杀，以儆效尤，以维护天道伦常。

几千年的封建道德一脉相承，由于受价值观念的束缚和认知水平的局限，精华与糟粕很难一下子分得十分清楚。而精华的东西往往被作为权利和既得利益者们的一种装饰，一种工具，被堂而皇之地发扬光大，却将人性中最光辉、最值得弘扬的一面，不露声色地予以掩盖、予以弱化，这是封建社会路人皆知的官场哲学，是世俗社会的铁律。所谓公道正义，所谓铁骨铮铮，所谓正气凛然，只不过是官场以外不知天高地厚的书呆子们天真的说教，无可奈何的哀鸣，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狐狸哲学。而这种哲学，于八面玲珑的大智慧大作为，于功成名就的辉煌人生，是毫无现实意义的。

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着不同的人生取舍。生活在当今这个以平等哲学为根本价值观的社会，生活在这个良莠互见、瞬息万变的社会，没有方向的方向，迷失尊贵自我的人生，注定是混混沌沌逃避责任的人生。有方向感的人无疑是清醒的，至少心中不惑。人之所以从清醒走向迷惑，很大程度取决于对“没有方向的方向”颓废精神的认可，取决于一次次壮志难酬后，“退而求其次”自慰意识的误导；人之所以从迷惑走向清醒，又很大程度取决于对奴性意识的反思和批判，取决于对自由精神和自我价值的重新认定。

开放的时代，多元的观念，多变的环境，生存的需要，已不允许我们在“没有方向的方向”中迷途前行，所谓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不管是在怎样的意识和作用下通达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心中有了罗马的大致方向，即使发现中途有误，他也会及时调整前进的方向。因为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而一旦放弃心中的方向，或者放弃修正方向的努力，那么，罗马永远是个遥不可及的天堂。

人生不可能是一条笔直的阳关大道，更不可能在十字路口插上路标。盲然前行，其结局只能是徘徊在原有的高度。同样，踏着别人的足迹前行，将自我精神熄灭在他人的意志里，依附在他人的身后，忠实地匍匐在他人脚下走路的人，永远都只能扮演着他人走卒和替身的角色，永远找不到自我。

心中的罗马就在不远处，只要永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把握着明确的方向，释放者人性回归的力量，沿着那个大致的方向不断地前行，不断地矫正着偏离的方向，最终，人人都能到达理想的终点。